在網上接到高價訂單要求制作一批木質槍托，店家雖感到異樣但為了高利潤還是生產出來了，誰知對方竟用來非法制造槍支進行售賣，結果對方被判構成非法制造槍支罪，那么店家的行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
案情回顧
接高價訂單生產木質槍托竟惹禍上身
廣州市的劉某從事木藝加工業多年，某天在網上接到一個“奇葩”訂單。下訂單的買家是來自云南的王某，要求訂制一批木質槍托，開價高于同期市場木制品加工價格兩倍以上。劉某通過QQ聊天詢問了木質槍托的用途、規格和數量，并要求提供生產圖紙信息。王某稱，自己經營一家玩具生產企業，近期趕著生產一批玩具仿真槍，因為急用所以開價較高，并提供了仿真槍圖紙等信息。劉某查看了圖紙信息，隱約感到有些異樣，但經受不住高利潤的誘惑，接受了網上訂單，生產出一批木質槍托通過快遞郵寄給了王某，獲利數十萬元。
后云南警方根據舉報抓獲在家中非法制造槍支用于售賣的王某，王某經法院判定構成非法制造槍支罪。
經王某供述并聯絡，民警在廣州將劉某抓獲。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劉某構成非法制造槍支罪的共犯。本案中，劉某實施了向王某售賣槍支配件槍托的行為。根據劉某多年從事木藝加工的經驗以及當時木制品加工市場價格，可以認定劉某為追求高利潤，放任非法制造槍支的危害結果，主觀上有提供制造非法槍支配件槍托的主觀故意，與王某在追求非法制造槍支的危害結果上具有共同故意，客觀上幫助王某實現了非法制造槍支的目的，依法構成非法制造槍支罪的共犯。
第二種意見：劉某構成非法經營罪。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劉某和王某在非法制造槍支行為上存在犯意聯絡，王某和劉某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劉某為追求高利潤，不顧國家法律法規，在明知可能涉嫌違法制造槍支的情況下，仍然接受訂單，進行非法制造槍支配件槍托的經營活動，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嚴重違反了國家槍支管理法的規定，擾亂了正常市場經濟秩序，依法構成非法經營罪。
第三種意見：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本案中，劉某隱約感覺異樣，并不確信自己提供的槍托可能用于非法制造槍支。作為一名普通電商，劉某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制造槍支的故意和動機。高于市場價格兩倍以上的訂單價格并不屬于明顯高于市場價，屬于正常商業價格波動的范圍。對于網上訂單，劉某已盡到一定的審查義務，并且王某基于掩飾非法制造槍支的目的編造“仿真槍”的謊言，而仿真槍并不屬于國家禁止生產的物品，因此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案例比較
接受訂單售賣麻黃素構成制造毒品罪共犯
為了進一步說明劉某不構成犯罪的理由，筆者找出一個接受網絡訂單售賣麻黃素構成制造毒品罪共犯的案例，便于比較分析。
張某在租住的小區房中，通過購買干燥箱、水浴鍋、加熱器等制毒工具，以及麻黃素、次磷酸、甲苯等原材料制造冰毒。鄧某與張某通過網上聊天相識，并以1000元的價格賣給張某120克麻黃素。民警根據線索將張某抓獲，通過張某的供述將鄧某抓獲。
在這個案例中，鄧某的行為已構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從客觀行為來看，張某實施了制造毒品的行為，鄧某實施了向張某售賣制毒原材料麻黃素的行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同樣在于：鄧某對張某制造毒品的行為是否“明知”。本案中證據顯示，鄧某出售麻黃素的價格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當時麻黃素市場價格為每公斤650元，鄧某賣出的價格高于正規市場交易價格10倍以上，屬于明顯高于市場交易價格。在網上的聊天記錄中，鄧某表現出對制毒工具及原材料的了解，采用了毒品交易中的行話，明顯看出其知道所出售的麻黃素是用于制造毒品。此外，張某與鄧某通過網上聊天認識的聊天群是一個吸食冰毒的圈子，各方都是圍繞毒品在交談。縱觀全案證據，已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體系，足以形成證據鎖鏈，可以充分認定鄧某明知張某有制毒的主觀故意，客觀上仍然實施了提供制毒原材料的行為，二人在制成毒品的危害結果上具有共同故意，因此鄧某依法構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案例解析
1.劉某沒有非法制造槍支的主觀故意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劉某接受網絡訂單生產木質槍托時是否明知是用于非法制造槍支。有觀點認為，劉某作為熟悉木藝市場的店家，理應熟悉木藝加工價格，在感覺到價格異樣的情況下，沒有要求買家提供經營資質證明，僅憑買家一面之詞就答應大批量生產槍托，主觀上存在放任的故意。買家來自云南地區，這是一個非法制造槍支犯罪比較猖獗的地區，而且買家編造的“仿真槍”謊言在高額的訂價面前很容易識破，劉某為追求高利潤，主觀上明顯存在放任非法制造槍支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客觀上確實起到了幫助他人非法制造槍支的作用，依法應當追求其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主觀心態屬于人的心理活動，在司法實踐中一般依據行為人的口供和客觀行為表現綜合認定。本案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劉某主觀上明知售賣的槍托用于非法制造槍支。首先，槍托不是槍支功能的主要配件，劉某作為一名沒有任何犯罪前科的普通電商，從事木藝加工訂制行業多年，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其有非法制造槍支的動機，木質槍托也并非國家禁止生產的商品，當然不存在非法經營的問題。網絡訂單一大特點就是“不見面”，決定了電商審查能力有限，不能對電商的審查義務要求過高。其次，劉某制售木質槍托并沒有明顯高于市場價格，從另一側面可以印證劉某不具有非法制造槍支的主觀故意。高于同期市場木制品加工價格兩倍以上并不能認定為“明顯高于”。司法實務中，把握“明顯高于市場價”一般是高于正規市場交易價格10倍以上，況且本案中買家還編有“仿真槍”的托辭，更加說明劉某極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售賣的槍托會被用于非法制造槍支。
2.劉某沒有與他人共謀實施非法制造槍支的行為
本案爭議的另一個焦點在于劉某與買家之間是否構成共同犯罪。有觀點認為，共同犯罪主要為解決共同犯罪的違法事實的歸屬問題，不要求必須有共同的故意內容，也不要求雙方必須有共同犯罪的意識，凡是為違法事實的出現提供了故意的作用力的都可以認為是共犯，即共同犯罪的部分共同說。根據這一理論，劉某的行為客觀上幫助了犯罪分子非法制造槍支，劉某與買家之間有無共同犯意并不影響劉某作為共犯的認定。
筆者認為，該案并不適用上述理論。首先，劉某與買家從未就非法制造槍支有過意思聯絡，也沒有證據證明兩人之前相識。網絡訂單有“不見面”的特點，網上的聊天記錄恰恰證明二人在進行正常的生意洽談，涉及內容僅限于產品規格、數量、用途等信息。其次，不能推定出劉某主觀上知道買家有非法制造槍支的行為。根據刑法理論，只要為他人犯罪提供幫助者，主觀上一概以是否“明知”來衡量。只要是“明知”，不必要有意思聯絡。而如前所述，現有證據根本無法推出劉某具有“明知”買家非法制造槍支的意識。
因此，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檢察官建議
廣大電商要踏實經營以免誤入歧途
打擊犯罪要準確適用法律，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歸責原則，看二者是否統一于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從而有效防止在犯罪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相分離的狀態下，只根據其中一個方面追究刑事責任的錯誤。
在本案中，不排除劉某內心確實知道買家在非法制造槍支，但本案證據明顯不能夠證實劉某內心的“明知”。這與比較案例中鄧某明知對方制毒還提供制毒原料有本質的區別。鄧某一案中證據環環相扣，能夠排除合理性懷疑，得出唯一結論。而劉某一案中，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在網上交易，而且又是槍托這樣一個普通的物件，要推定“明知”必須要形成強有力的證據體系，否則就極可能造成冤假錯案。本著疑罪從無的原則，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必須慎之又慎，避免讓社會大眾陷入一種極大的交易不安全感。
本案由接受網絡訂單而引發，在互聯網經濟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形勢下具有一定的警示意義。通過這樣一個案例，提醒廣大電商要擦亮眼睛，踏實經營，在面對高額利潤時要多留個心眼，防止誤入歧途，為虎作倀。作為廣大執法人員，在準確適用法律條文的同時，也要防止主觀臆斷，避免先入為主，要堅持實事求是，立足證據本身，理性分析，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準確判斷。
